> 时尚 > 黄益平:金融改革开放没有所谓“最佳时机”-四

黄益平:金融改革开放没有所谓“最佳时机”-四

2019-06-12 11:25

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

自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,确立对内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政策以来,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已经走过整整四十年。期间,从中央银行与国有银行的分离与职能重构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(WTO),金融服务业改革开放的重要性逐渐凸显。

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,坚持全面深化改革。其中,提到深化金融体制改革,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。今年,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新举措,金融业改革开放迎来了新的机遇期。

回顾过去四十年金融改革开放历程中,界面新闻针对金融改革的最重要的核心话题:金融改革时机的选择和金融改革的成败的标准为主线,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、中国人民银行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。

黄益平指出,过去四十年金融改革开放发展是非常惊人的,但质和量差别明显,特别是离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决定作用还有一定距离,资源配置出现扭曲,进而滋生风险。当前阶段,国内经济金融结构调整和中美贸易摩擦同时并存,应更加注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,与此同时,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,通过进一步改革和开放帮助化解金融风险。

黄益平认为,对于所谓改革和开放的“最佳时机”问题应该慎之又慎,甚至可以说没有“最佳时机”。在宏观经济运行良好的所谓“最佳时机”扩大开放,固然会吸引资本大量流入,推升经济繁荣,但也可能由于疏于监管而为下一轮金融危机埋下隐患。而在宏观经济面临压力时扩大开放,则会特别关注风险防范问题,开放的同时完善监管,说不定反而收到更好的效果。

在汇率改革方面,黄益平还提到,央行汇率改革的大方向是始终如一的,即逐步走向灵活的由市场决定的汇率体系。过去,因为过于担忧汇率大幅波动对经济金融运行造成影响,干预措施频繁,造成汇率弹性不足,进而对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形成约束。不过,这一现象在经历过2015年以来的汇市大幅波动和央行成功稳定市场后,已经有所改观。

“应当认识到,贬值和升值之间没有绝对的好坏之说,最终还是要看国内金融体系能否承受汇率的波动。”黄益平说,在面对新一轮波动时,央行应该继续保持定力,让市场供求充分发挥作用。但如果汇率变动冲破边界,进而导致比较大的信心逆转时,央行还应该及时干预。应在继续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、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同时,不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,进一步放大波动区间,加强非常态性干预的透明度,加强投资者教育。

以下为采访实录:

界面金融:您认为过去四十年,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取得了哪些成就?怎么看金融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标准?

黄益平:过去四十年金融改革开放发展是非常惊人的。

1979年,中国银行、农业银行、建设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;1984年,工商银行分出,人民银行专司中央银行职能;1990年代初,深交所、上交所相继建立;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,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,后又不断调整;亚洲金融危机前后,国有商业银行改革,通过冲销转移不良贷款,注资引入国际标准;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(WTO),承诺一些金融服务业开放;2009年后人民币国际化提速,一是增加跨境业务结算,建立离岸市场,二是不断开放资本项目。2017年年中,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。

不过,也可以看到,金融改革开放的质和量差别明显。从量上看,我们在过去40年间发展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金融行业,一方面,各类金融机构都应有尽有;另外一方面,我们的金融市场规模很大,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走在全世界前列。过去我们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不足,但股票市场规模已经全球第二,债券市场规模排第三,规模已经很大。缺陷在于市场机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,存在资源配置的扭曲,甚至由此带来风险。政府对一些资源的配置定价干预多,隐性担保、刚性兑付没有消除。

总体而言,在金融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方面,基本上是“雷声大、雨点小”,即说了很多,但做的不多,尤其是银行业的开放。例如加入WTO时,银行业对外资银行承诺五年后所有人民币业务开放,但在后来开展过程中面临一系列政策限制。近年来,外资银行比重不断下降,其中虽然有外资银行自身的原因,但一个比较一致的抱怨是,他们没有感受到国民待遇,在与内资竞争上仍然没有在一个起跑线上。

界面金融:四十年金融改革开放中,人民币汇率改革一直是焦点问题,您怎么看待长期以来的人民币汇率改革?

黄益平: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大方向一直是清楚的——逐步走向灵活的由市场决定的汇率体系。

官方语言说汇率政策一般就是三句话,第一是要增加汇率弹性,第二是市场要在汇率决定中发挥更大作用,第三是短期保持汇率稳定。这三句话乍听起来是有些矛盾的,但实际上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。我认为就是要逐步地增加汇率灵活性,保持弹性,目的就是逐步走近市场均衡。但在短期内又不愿意接受过大波动,即所谓“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”。

难点在于,过去我们对汇率灵活波动可能导致的后果担心过多。但凡汇率一波动,就担心的不得了,然后采取措施干预,导致人民币汇率弹性不够,继而约束了一些其他领域的改革。

比如在金融服务业的改革开放方面,除了刚刚提到的开放应该力度更大一些之外,我的另外一个评价是,单纯强调“以开放促改革”是不够的,还要加上“以改革助开放”。因为金融行业具有特殊性,如果在国内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放开,一不小心,就容易出问题。

一定程度上,金融风险就是投资者信心的问题。2015年“8.11”汇改后,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强,最后导致之前一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措施实际走了回头路,包括离岸人民币市场萎缩、跨境资本流动管制重新加强等。这里面一个明确的教训就是,在汇率弹性不足的情况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有很多后患的,万一未来出现无法接受的波动,又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稳定汇率。

界面金融:6月中旬以来人民币出现大幅调贬,央行则以喊话形式迅速稳定了市场信心,是否可以说过往导致人民币汇率弹性过低的情况已经有所改观?

黄益平:最近央行大大减少了经常性干预,汇率弹性也较以前有所提高,我觉得央行做得很好。中国仍然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、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。“有管理的浮动”就是指基本上让汇率浮动,但如果接近心理边界,是需要干预的。目前来看,央行显示了充分的定力。

汇率弹性完全是心里的关卡,决策层必须与市场相互试探,投资者的接受度也是慢慢培养的。例如现在没有干预,央行通过喊话形式稳住了市场信心。过去最糟糕音画制作,色博客,痞师傅,c3魔方少女op,津田健次郎的是没有波动,害怕波动,越没有波动,越害怕波动。但是,经历过上一轮波动,央行稳定市场的能力给投资者提供了信心。央行在稳定市场方面仍然有足够的弹药和手段。

界面金融:人民币汇率改革是否一定要在“好时机”推进?

黄益平:对于“好时机”的判断并不容易。经济与政治要同时考虑,很多因素会影响所谓最佳时机的选择,甚至可以说没有最佳改革时机。

学界过去一直以来对金融改革的时点上有非常大的争议。以往的观点是,要在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开放资本市场。后来发现,此时放开,虽然会出现大量资金流入,推动货币升值、资产价格上涨、经济繁荣,让开放效果看上去很成功,但也很容易忽视潜在的资金回流风险。经验表明,一些国家选择在“最佳时机”开放,恰恰为下一轮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。所以,对于选择所谓“最佳时机”应该始终保持谨慎。反之,在经济有压力拼音字母表大小写格式,欧帕斯汽车膜价格表,weimi,两个人多少笔画,方丈出轨的时候开放说不定会收到更好的效果,因为此时会特别关注风险问题,在开放的同时完善监管。所以现在有一种观点就是要在不好的时候开放,这样的话才能防范后面大的危机。

说到底,最重要的还是如何去做。现在有些人说我们错过了汇改的最佳时机,我其实不太同意。2017年以来,央行逐渐退出了常态性干预,能不能认为其实改革已经开始了呢?核心问题不是改革何时开始,而是央行不进行常态性干预、让汇率主要由市场决定的状态能维持多长时间,这就是改革。

现在的问题是,面对下一轮波动应如何应对。我认为,需要尽量保持定力,但如果汇率变动冲破边界,进而导致比较大的信心逆转,央行还是要干预的。同时,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还有可为,波动区间还可以进一步放大,央行非常态性干预和其他一些管理办法可以更加透明一些。未来应该把人民币的贸易渠道和投资渠道结合起来看,应当认识到,贬值和升值之间没有绝对的好坏之说,最终还是要看国内金融体系能否承受汇率的波动。

界面金融:近十年以来,大众对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产生了较大的争议。最大的质疑来自于货币超发。今年以来,央行多次实施定向降准,并提出保持流动性“合理充裕”,您对中国是否存在“货币超发”问题如何看待?定向降准对小微企业融资的帮助作用究竟有多大?

黄益平:我国的货币供应量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。如果以广义货币供应量(M2)和GDP的比例来衡量,中国是全世界第三高的。但仅凭这一指标,不足以对中国存在“货币超发”问题下定论。一方面,由于无法明确“最优”是多少,所以对“超发”并不好定义;另一方面,每个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货币供应量不同。

我国货币供应量较高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。一来,我国金融体系主要由银行主导,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是通过存款、贷款和债务的方式体现,变为货币供应,这区别于美国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。二来,国内存在的刚性兑付、政府隐性担保机制确实容易引发货币超发。所谓政府隐性担保,就是经济好的时候多发货币支持经济扩张,经济不好的时候也要多发货币来稳定经济金融市场,这为货币供应提供了内生的加速机制。

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,世界各国的财政政策变得相对保守,稳定经济的职能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实现。这种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不仅是我国的问题,也是全世界的问题。

近期,为缓解小微企业“融资难、融资贵”问题,央行通过定向降准鼓励银行多向小微企业提供贷款,国务院也一再要求金融机构增加对小微企业的贷款,同时降低贷款利率。这一政策意图的出发点是好的,但这不是市场化的做法,同时也让金融机构很为难,是否能起到真正的效果尚不可知。首先,从风险定价角度来看,小微企业本身风险比较高,自然对应融资成本比较高。再者,增加的资金一定能全部进入小微企业吗?我认为,帮扶小微企业需要想办法,主要还是应该顺应市场。

界面金融:从当前国内宏观政策方向来看,改革、开放和防风险三者之间应如何权衡?

黄益平:这三个方面是缺一不可、相辅相成的,最后都是为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。短期内,防风险更为迫切,但这不意味着就要放弃改革和开放。相反,改革和开放还可以帮助降低金融风险。以金融业对外开放为例,虽然一定意义上可能增加市场不稳定性,但与此同时,也可以使得国内资产配置更加多元化,还可以通金融开放促进市场纪律的加强。比如对于地方政府负债,国内评级机构倾向给出高评级,但如果让国际投资者和国际评级机构进入,是否会让我们的市场纪律强一些?

在当前阶段,之所以说防风险最为重要,就是要更加注意处置风险的风险,也要关注外部经贸冲突对国内金融稳定的冲击。

防风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。具体来说,首先就是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。过去的分业监管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在的混业经营趋势,一些交叉业务和新兴业务没有受到有效监管。所以监管框架和监管方式需要改变。第二,我国储蓄率一直比较高,但后来出现银行存款短期化趋势,实际上是钱要活起来。这时出现的问题是,可投资的资金很多,但可投资的资产比较少,最后钱集中到哪里,哪里就容易出风险。所以还要继续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,同时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。不能像过去一样用“大水漫灌”来稳增长、稳金融。此外,还要强调市场纪律,打破政府隐性担保。

我认为市场波动本身没有太大问题。就像信用债违约,当然要担心系统性风险的问题,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,我们不就是要释放风险点吗?完全无痛改革是不可能的。这对决策者是一个重大考验,即如何求得足够的定力和不引发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平衡。我个人认为信用债违约是难以引发系统性风险的,更加值得注意的是,“去杠杆”之下,不要最终把问题集中到了民营企业,实际上民营企业是在经济当中质量比较好的经济部门。

作者:陈鹏CP

亚博体育官网登陆到:
收藏
相关阅读